重返马孔多——对当代阿根廷电影的一种观察(2)

有趣的是，结尾处的子弹，是杀死他（有胡子的）旧我的武器，也是令的新书受孕的“精子”。

在镇上的短短三天， 丹尼尔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他被行政势力放逐，被“文艺帮派”围堵，被热情的邻人怨怼，被发小枪击，最后自然成了黑暗荒原上任人宰割的猎物。在这里，影片由喜剧、闹剧突然转向了悲剧。小镇的人无法离开，他却无法回去；他只能书写它，却无法改变它，更无法拯救它；他不是救赎者，只是一个幸存者。

片中有一段是一个穆拉托（黑白混血）女孩薇薇的自述：她14岁被自己的舅舅强奸，生下了儿子。强奸，是拉美的“元叙事”。航海大发现和殖民过程，本就是一种入侵强奸，意味着现代拉美就是“强奸”的产物。白人女性宝琳娜的被强奸，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重演和土著的复仇。而宝琳娜选择留下腹中强奸者的混血孩子，意味着她选择“接受现实”，接受当下，接受美洲的历史。但宝琳娜并不是一个当代“圣母”，她不是救赎者，只是个“接受者”。她甚至不是乌拉圭思想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呼唤的空气精灵“爱丽儿”式的美洲青年，否弃肉身和物质，过着“爱与美”的精神生活。她相信身体和行动胜过相信法律和道德，她是用爱来反叛“暴力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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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镜头构成的长镜头长久地凝视着宝琳娜好看但不施粉黛的面孔，她教书的脸，她被强奸后的脸，她反抗父亲时的脸。而她的显明的白人面孔与课堂上的那些混血面孔形成对比，她教书的地方是阿根廷北部省份米西奥内斯，这里是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的三国交界之处，因此几名强奸犯的脸上都带着印第安人、黑人的混血痕迹。加上该地区的贫穷与荒蛮，使得影片中的阿根廷完全迥异于阿根廷人“欧洲飞地”和白人国家的自我身份预设。

开头处，她选择放弃博士律师的大好前程，到家乡讲授“民主形成和权利传播”课程；第二次，当她在乡村遭到强奸，她选择回到乡村继续教书；第三次，当她知道强奸她的人是谁时，放弃起诉；第四次，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决定保留这个孩子。

不同于以往阿根廷电影“始于激情，终于悲情，中间都是苦情”的苦难叙事，《霍滕西亚》《妈妈？妈妈！妈妈》等影片的调性是轻盈的，不仅去历史、去苦难，去民族性表达，而且“加冰加糖加奶”，用高饱和的糖果色影调，童话般的极简故事，讲述了个人的、微观的、内心的情感波澜。然而，这类电影对于外国观众而言，如同进入一个真空地带，略显得情节失序、主题失焦、叙事失重。

另一部电影（2020）用儿童视角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时空的模糊，情节的简约，以及田园诗般的复古影像和充斥画面的白人女孩面孔，使影片略去了阿根廷民族性的表达，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放大镜式的银幕书写。在这里，孩子的失踪和死亡只是意外和传说，少女的初潮和孩子的游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仪式。

这时，探戈舞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传统探戈舞中，男舞者决定舞蹈姿势的时间、地点和速度。但在这一段里，男性成了一个追随、附和女性的影子，而女性成为主导者。可以说，对爱情永恒不灭的激情，是阿根廷人的精神“马孔多”。片尾处，当玛利亚独自一人穿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她红发如火，满面风霜，像一个爱之战的幸存者，一个走出“马孔多”、独步于自己生命旷野的女王。

《最后探戈》《霍腾西亚》《鲸之歌》都是“一个人的探戈”，是女性在独舞中的对孤独的拥抱和觉醒。《最后探戈》堪称新世纪歌舞片中的典范，纪实与想像交替、资料与情景复现结合，加上男人与女人、爱情与舞蹈之间的博弈与搏斗，使得探戈不仅仅是情感艺术和舞台艺术，也成为不断被再创造的银幕艺术。

但在拉美，“还乡”似乎代表着某种自杀意味。秘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曾经从欧洲回到秘鲁参加总统竞选，在遭受了3年连续不断的死亡威胁后宣告失败；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回忆自己回到故乡阿尔卡塔卡——马孔多的原型——的经历时这样说道：“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回去了，特别是在《枯枝败叶》出版以后，那些老上校们个个都像要掏出枪跟我来一场特殊的个人内战”。事实上，自从《枯枝败叶》《百年孤独》等书籍出版后，马孔多就成了“拉丁美洲的完美比喻”，同时也成为暴力、死亡和孤独的代名词，和一个充满厌世与慕死意味的孤独迷宫。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zonghexinwen/2022/1017/13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