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禁片”研究的试评述

网络上较早的一篇标题为《张献民：九零后中国禁片史》的文章勾起了笔者对“禁片”这个特殊“类型”的好奇心，遂有意做了些关注。现借由电影史学研究来尝试对曾关注过的几篇文章做一简要梳理，并试图提出对这一课题研究后的所思所得。 每每提到“禁片”，多数观众也许会和我有相同的反应，即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激动，心底的某种欲望仿佛被撩拨了一下。也许对于国内外多数业余兴趣爱好者来说，“禁片”似乎被约等于奇观、挑衅、反叛、社会畸形等，总之就是不让看，而相伴而生的“为什么不让看？”才成了一窥“禁片”究竟的终极目的，这或许是某种社会心理的养成。在中国大陆，观众们心目中的“禁片”并不同于西方禁片所指涉的呈现恐怖、色情、暴力、血腥或宣扬反动言论内容的影片，而是多与敏感话题如政治运动或者涉及同性恋、城市边缘、黑暗群体等有关的对一部分经历过或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真实状态的白描。 就如同有些话虽不中听但很有警示意义一样，这些“禁片”虽不中看却也颇具现实意义，而那些“看门道”的内行人就有必要拿它来仔细说道说道了，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电影市场难以拔除的一面旗帜，也是反映社会形态一支的特殊视点，存在的事物总有其合理性，“禁片”的出现和存在也是因为政策、体制、机构、社会形态、结构、心理和国际干预等多重实际因素的助推和培养。这其中，部分大陆被“弊”的影片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的关注无异于在引线上点火，助燃了这场所谓的体制内外之战。 目前，国内有关“禁片”的论著中，最有名的就是邵牧君编著的《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但对中国“禁片”史的修著还无人问津，当然就目前情况来看也不需对其抱有任何期盼。出现在网络上的类似于“中国十大禁片”这样的标题大多是对几个电影的简单罗列和内容简介，并不着意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见解，这种标题方式也凸显着猎奇营销，无不表现出大众对“禁片”所持的一种像茶余饭后加餐小点一样的趣谈态度。然而话题讨论还是有的，敞开了去讨论中国尤其是大陆自电影诞生以来所出现过的“禁片”和有关“禁片”现象的论著不多（不准确，就我自己的查阅所得结论），仅有少数几篇文章有涉及对“禁片”的评述和讨论，影评类像《文革题材电影的思考：<蓝风筝>——折翼的翅膀》（《电影文学》2008年第18期）；重写电影史中有陈墨老师的《电影<武训传>及其批判运动研究》（《当代电影》2013年第10期），尤其是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研究、再研究几乎要开发殆尽了；另外有知识普及类文章《电影禁片的背后》（《电影评介》2006年第9期），以给人们留作参考资料的身份展示历史上的几部重要禁片，重在梳理，只在要紧处简单一提便罢；还有在对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创作评析中也有涉及他们所拍摄的“禁片”以及所经历过的“禁片”风波的评议，多是放在社会大环境中作为导演养成中的一环而被提及；现象探析类如《九十年代中国禁片成因探析》《东南学术》2009年第6期）才正是我认为急需看到的文章类型。 下面对以上所提及部分文章做一下观点总结。 首先网络上的那篇文章，《张献民：九零后中国禁片史》说不上是一篇十分客观严谨的学术论文，标注其来源于《凤凰周刊》，似是出自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之手，独立电影批评家，其文笔轻松，语言中还夹带一点小情绪，内容洋洋洒洒，也算详尽。从为“禁片”正名开始起笔，从体制谈到社会影响；从“禁片”名录讲到生存境况；从操作养成谈到国际局势，其间还列举了制片方与审查方“回旋战”等的一些趣闻趣事。文章读来言之有理也能摆得出证据，可见其手中握有一定量的资源，做了不少观察，关键是有趣味性，在一片欢快祥和的气氛中拓展了不少脑容量，说到兴致处还颇具调侃之能事。可作为对“禁片”知识的普及读物。 在作者看来，90年代初对于禁片的意义是“禁止”这个动作主动与被动的差别，而禁片也并不是与“国外获奖”一定挂钩，禁片的题材可以千变万化，虽然普遍呈“灰暗”色彩但并不代表与体制作对、反抗权威，这些人鱼龙混杂，也并非洪水猛兽，或许是年轻人更愿意以先锋的方式杀出一条血路。像很多人早已意识到的，“第六代”早期出现的现象并非受到某种历史记忆或启蒙思想的鼓动，而更像是被“逼上梁山”，为了生存和艺术意志得以自由发挥，打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与前辈相区别，在开辟新的通道的过程中却走上了一条猫捉老鼠的道路。 作者提出：“禁片的长期存在和广泛存在说明禁止的理由不仅是政治的、行政的或意识形态的，而更深刻的是精神的也是结构性的”，“禁片作为一个事实在提醒我们，作为中国人整体上话语的分裂。”体制内外间的对话太极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到彼此之间的信任，使得电影管理部门的话语力度被削弱，相比之下其所做出的沟通和努力显得羸弱不堪。有关电影分级的呼声，要求电影审查不再暗箱操作的呼声时起时伏。暗箱操作不符合公众经济的原理。或许有着社会效益的理由。但电影审查制度不明确的恶果不仅体现在禁片的禁而不止，还体现在商业利益与权力意志顽固地拒绝电影分级。 最后作者还提出“禁片”的观影和放映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禁片能够在大陆保持的小规模放映和谈论都是本土化的一部分。而有待对社会心理进行系统研究来说明这一现象。 重写电影史中有较多对一些曾经掀起过千层浪的现象级影片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大旗更迭起伏不定的“十七年”间出现的一些作品和运动与作品之间牵涉到的关系进行了再思考，这里有对“十七年”电影的系统化课题研究，不再赘述，其中对《武训传》、《芙蓉镇》等一度被噤声的影片的再评价与现象研究被频繁说道，与“禁片”话题有交叉影响。 发表于《福建艺术》杂志的《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禁片现象刍议》和发表于《东南学术》的《九十年代中国禁片成因探析》作者是齐伟，内容大致相同，后者为前者补充论据，并对前者遗留下的部分问题做了回答。文章主要从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和导演个人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对“禁片”的成因进行探究。在谈及起因时作者表示九十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个人的主体性，而这种个人主体性的释放对于电影创作的意义，让张扬个体经验、个人化的影像风格成为可能，“电影不再仅仅为了诠释主流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导演表达个人意志的一种手段。”而更本质的是其个人意志表达是与主流不妥协的姿态出现的。 “我们在提出通过导演的‘主体性’阐释90年代‘禁片’时其实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是否参与了导演‘主体性’的建构，而是随着90年代改革的深入，影像导演个人主体性建构的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 90年代的改革使长期与集体捆绑的中国人经历了个体命运完全由国家管理到自己掌握的嬗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因素对于个人“主体性”的掌控渐趋微弱，一批敏感的导演则成为最早的一批文化“漫游者”。然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改革过程中，时松时紧的电影审查制度与体制外的电影创作之间缺乏必要沟通与交流，就难免出现“七君子事件”这样的大规模禁片问题。 从90年代以后的电影生产机制来看，当资源配比不合理，传统的统筹安排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电影创作人才的要求，一批人——“第六代”的大多数就选择主动离开体制，开始个人筹资拍电影。此时被释放的主体性在作者看来并未得到极大地释放，从结构主义所倡导的观点得来“主体的认同更多地是在于与他者的比较中存在”，“我是我，并不是因为我本质上是什么，而是在与他者的差异性中确立的。”在对上一代的批判对比和自身人生体验的融入中完成其主体性的确认和影像风格的形成，而“在一个集体压倒个体的政治体制下，这种融入强烈个人人生经验，甚至是‘自我表述’的迷恋使其影像表达呈现出与主流价值观念更大的裂痕。” 同时作者也认为“90年代的社会环境，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共有一种叛逆精神可供效仿，谁显得更叛逆谁就可能更容易出名。”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大多数还是成为了昙花一现的风景。 在对昔日禁片导演不同程度的回归主流的现象，作者认为：“艺术的表达并不必然与叛逆与禁忌为伍，如何选择更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当代中国与表达个性是值得导演们持续反省的问题。” 除去一些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所提到的问题，网络上也有不少发声很有见地。在说到被人诟病最多的电影审查时，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大凡被禁止公映的影片大抵都是描写个体生命在某种特殊历史环境下所受到的不公对待，表达的是对社会的不满，基调比较灰暗，但是同类型的作品在纸质媒体却容易通行，而在电影领域则常被视为讳莫如深的禁区，这可能是与书本是知识分子的小众消遣而电影则是大众的娱乐品种有关，从而导致电影审查制度对电影审查的严格和审慎。” 当“禁片”成为一种现象，不要再只将其看做一个闪着恶魔角的捣蛋包，不要总以挑衅的语气拿它当做自己对社会不满的挡箭牌，更不要每每提起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对某国某事某人愤慨一番，它同样是艺术光芒闪耀着的一部分，应该被予探寻。 近些年国产影业正值上升期，全线飘红，处处呈现出花团锦簇的喜庆气氛，八九十年代盛产的那一批中青导演都已是看过风浪的过来人，在历经“叛逆期”之后存活下来的大多数已经十分适应体制内的大环境，收敛起难以驯服的眉目，前途一片大好。艺术与禁忌之间总有难以割断的暧昧关系，先锋运动总会带来反抗、颠覆、觉醒的意义，时时挑战着禁忌的威严。历史上的“第五代”，创作笔调已经各奔东西，而当年的“第六代”如今身上还多少带有些鲜明的印记，比如继续关注城市小人物、边缘人，纪实性的影像风格，志在展现社会现实的其中一面等等，但态度已不再如昨日那般锋芒毕露，语气婉转许多，知道如何“不犯错误”。虽然有时还是会出现《天注定》、《苹果》这样实在是触及了某类底线而不得不被掩藏的优质作品，另外不乏已成中国品牌代言的国际腕依托着人气和光环顶风拍摄不太方便“大张旗鼓讨论”的电影，如张艺谋继二十年前的《活着》之后又拍摄了反思文革的《归来》；李安拍摄的《色戒》同时触及了政治背景和限制级画面；还有备受贺岁档瞩目的冯小刚渐渐收起逞贬损嬉笑之能事的轻松笑脸开始走深沉范儿，拍摄《一九四二》这样沉重的历史记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其如今的地位保障了其“说话”的底气，能与一些禁忌话题和官方话语做正面谈判，在得到默许和稍作调整后便也淡出关注焦点。 当鲜有人会再想起去记起一些曾经闪过观众视野而后又消失不见的影像时，我们有义务将这块开发欠缺的地段做一番梳理，不仅是收集、整理工作，而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探究在“禁片”这个复杂现象背后到底都作用着哪些因素。在这研究的背后是对中国电影事业寄予的深厚期望和对艺术之于禁忌之间能否搭建桥梁的长远探索。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qikandaodu/2020/1116/4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