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尔兰文学：转型中的新繁荣(3)

例如女作家玛丽娜·卡尔的戏剧《赫卡柏》（2015）改编自欧里庇得斯的同名古希腊悲剧，却明确地表示出卡尔对欧里庇得斯男性视角的不满和修正。赫卡柏是特洛伊的王后，特洛伊战争令她国破家亡。欧里庇得斯的原剧用贬低性的动物特征，把她展现为一个号叫着的复仇人物，这一文化形象在西方艺术中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卡尔的诠释颠覆了西方父权文化传统对这位悲剧女性的负面形象塑造。赫卡柏不再是个复仇的抽象象征符号，而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活生生的女性。卡尔的改写不仅使人物更为丰满，还以古喻今，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剧中赫卡柏的谴责雄辩地表达了战争和暴力给所有女性和儿童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在全新演绎传统题材的同时，更多作家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爱尔兰在“凯尔特虎”和“后凯尔特虎”时期的新形象成为新一代作家描绘的主要对象。在他们的笔下，爱尔兰已经与叶芝、乔伊斯笔下的殖民地爱尔兰有着天壤之别，也与建国后一代作家笔下的农业爱尔兰有着巨大反差，成为一个日益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的富裕的爱尔兰。

对于家庭关系、亲密感情的探讨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线，吸引着大量作家投身其中。而且，这一探讨又与爱尔兰文坛近年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相结合，注重表达亲密关系中的女性体验。安·恩莱特在布克奖获奖小说《聚会》（2007）中，以赫加蒂一家的葬礼聚会为契机，描绘出三代女性的家庭情感史，展示出一幅动态的爱尔兰家庭关系变化图卷。萨莉·鲁尼（1991-）的《聊天记录》从女大学生弗朗西斯的视角展开，真诚地探讨了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对于现代女性成长的重要性。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建于1592年，也曾和伍尔夫笔下的牛津、剑桥大学一样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直到1904年才接纳第一位女学生。鲁尼将小说设在这个曾经只有男子才能进入的爱尔兰第一学府，并将其展现为一个女性与男性平等就学、自由追求学术和心灵发展的乐园。这样的文本塑造，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和女性权益的发展，也表现了鲁尼试图塑造一个更为性别平等的自由都市空间的想法。

当代作家尝试描写爱尔兰在欧洲和世界的新位置，地域忠诚感大幅削弱，与地方感伴随而来的家园感和农业国定位也不再束缚爱尔兰作家的文学想象，他们开始在全球寻找题材和读者市场。国际化的背景设置和人口的流动大量出现在文本中，爱尔兰被紧密地嵌套在全球体系中加以想象和描画。地理、国家、民族等疆界被不断跨越，整体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去宏大叙事的微观化转向，强调个体的感受，挑战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展示具体情境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些努力极大地增强了爱尔兰当代文学作品的普及性，吸引来大批国际读者，使爱尔兰文学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然而，这一国际化的转型并不意味着爱尔兰文学失去了其“爱尔兰”特色。相反，爱尔兰当代作家对于全球化框架下如何保持和重构爱尔兰特性做出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他们对爱尔兰时政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使得爱尔兰当代文学作品中依然体现出浓烈的爱尔兰特色。历史创伤、家庭暴力、中年失业等话题经由当代文学作品的书写，不仅成为爱尔兰国内文化论争的热点话题，并积极推动了相关方面的社会思想改良，而且还为国际文化舞台的相关争论贡献了爱尔兰特色的新材料、新意见。

安娜·伯恩斯在《送奶工》里描写了具有高度北爱尔兰特色的女性经验：18岁的女主人公生活在北爱尔兰冲突的高峰期，她所面临的族群区隔和宗派斗争是极具爱尔兰特色的内容。但与此同时，她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以及泛军事组织成员“送奶工”以爱慕为名对她进行的性骚扰和精神压迫又是极具代表意义的全球女性话题。小说不仅以极具爱尔兰特色的内容呼应了2018年席卷全球的“Me?Too”反性骚扰运动，而且还用鞭辟入里的文学想象为世界女性解放贡献了一个爱尔兰的经典文本。

此外，长年旅居国外的爱尔兰流散作家，例如塞巴斯蒂安·巴里（1955-）、科尔姆·托宾（1955-）和科伦·麦凯恩（1965-）等，更是常常在作品中直接将爱尔兰与侨居国并置在一起，在双向互动的文化遭遇过程中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与位置。这种将爱尔兰始终置于全球框架内加以文化想象和动态呈现的方式结出了累累硕果，使得爱尔兰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很好地保持了其民族性，并成功地将爱尔兰特性带到了世界舞台上。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zonghexinwen/2022/0408/13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