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中的乌托邦

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持续发展，文学艺术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美学表达以及对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就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中国的文学根源是农耕文化，然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命存在都产生了某种焦虑和深刻的危机。这种焦虑和危机也投射到乌托邦的理念和相应的文学艺术形象上，“乡愁”美学由此生发。

1894年，中日海军在中国黄海展开激战，北洋水师战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海战”失败之后20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办，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社会启蒙和实现社会转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通过《新青年》的介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重要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乌托邦的概念和理念开始进入中国文化。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中国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

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持续发展，文学艺术中对在现代性问题的美学表达以及对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就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由于“甲午海战”失败的巨大影响，中国知识界在中国现代化早期几乎全面接受了进化论，包括对乌托邦的简单化理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乌托邦冲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聂耳、冼星海、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一大批文学艺术家横空出世、星光灿烂、气象万千，呈现出磅礴的气势。一个关于美好新世界愿景的乌托邦冲动就是这种艺术高峰的突然出现的一种文化动因。当新文化运动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与广大人民大众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并且形成相互支持、互相强化的共振机制时，中国社会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巨大社会力量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从乌托邦冲动的发展逻辑方面看待问题和思考这些现象，我们应该看到，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中贯穿着一个内在逻辑，这是当代人文学者应该认真面对和反思的。

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由于“甲午海战”失败的巨大冲击，使中国社会对乌托邦的接受进入了“工具理性”的狭隘渠道，文化系统中的平衡和调整机制被打破，从而导致了乌托邦理念的变异，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严重挫折。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和观念叫“身土不二”，指的是人存在于他所生活的身体、环境、文化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才能达到幸福而合理的存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根源是农耕文化，在医学（中医）、文学和哲学等文化形式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或者说表现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人口流动提速，竞争指数提升以及欧洲文化的全面引进，在包括医学、建筑、服装、饮食以及文学艺术表达方式的欧洲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命存在都产生了某种焦虑和深刻的危机。这种焦虑和危机也投射到乌托邦的理念和相应的文学艺术形象上，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乡土文学传统中十分突出的“乡愁”理念及其文学艺术表达。

关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身土不二”的“乡愁”情怀，我们可以举李叔同的作品为例加以阐释。在我看来，这首《送别》是最早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愁”理念作了一定程度的美学的表达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美学“定型”。如果说《送别》里有一个“感觉结构”的话，这个感觉结构的核心理念就是“乡愁”。

在中国文化中“乡愁”是一种特殊的感觉结构，指“身土不二”被打破之后对失去了的美好的田园般的过去的回忆和向往。“乡愁”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韵”或“神韵”有着某种“家族相似”的关系，但是又有所不同。“乡愁”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才出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它与现代都市的出现、与现代工业的出现相联系，也包括与现代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相互对立相联系。“乡愁”不同于简单的“怀旧”和“怀乡病”，它具有一种将“过去”乌托邦化的强烈情感色彩。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将充满痛苦的现实通过转向过去、转向美好的田园而实现的优美化，“乡愁”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乌托邦冲动的一种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对“乡愁”作出表征的是鲁迅的《故乡》，另一位对“乡愁”理念作出重要表达的是著名文学家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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