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漂浮的能指:《被光抓走的人》中(2)

《被光抓走的人》 剧照

二、个体行为的意义断裂

《被》的叙事给人紧凑、饱满的感觉，直接原因在于所有人物的行为都有着明确的逻辑，而这一逻辑是通过对一个超现实元素(白光)的设定来架构的。在白光事件发生之前，影片中的四个主要人物的行为，无论是维系婚姻、寻求离婚这种制度性的行为，还是同性情感、私奔这般“反制度”的行为，都有着明确的意义指向:相信或维护真爱的存在。但白光事件发生后，这一意义就被人为地剥夺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极有可能指向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空”时，整个意义传输的链条就断裂了。从这里开始，每个人都不得不沿着自己长期遵循的逻辑的惯性，来寻求解脱或救赎。从四个主人公的行为性质来看，我们可大致做出二元的划分。武文学和李楠在“婚姻”这个能指失去“真爱”这个所指而开始“漂浮”的时候，均做出了“寻求确信”(seekingtoaffirm)这一选择。武文学一方面反复强调科学界对白光的研究结论“不科学”，一方面又无法直面社会对上述结论的认同所导致的能指的漂浮，只能通过谎言(如通过伪造照片的方式提供妻子在白光出现当日不在本地的证据)来一遍又一遍地让自己“确信”真爱仍然存在于自己的婚姻当中。可当他无意之中看到妻子与一个名叫赵峰的男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时，这个他用谎言勉力粘贴起来的能指和所指的脆弱组合瞬间分崩离析。武文学的世界观由此坍塌，他只能强迫症般反复质问赵峰和妻子“你们到底睡没睡过”，寄一线希望于获得否定的回答，让自己免于彻底的绝望。而并不情愿离婚的李楠对“婚姻=真爱”这一能指与所指组合的认知，也在白光事件发生后丈夫的突然失踪中骤然瓦解。她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与丈夫有过婚外感情的多位女性，表面上看是要找出“究竟谁才是他的真爱”，但实际上她所期望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因为只有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她的婚姻的能指才不会漂浮，婚姻与真爱之间的指涉关系也才能随着丈夫“独自”消失这个未解之谜永远固定下去。但如同武文学的遭遇一样，现实跟李楠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的丈夫根本没有被白光带走，而是在一场意外车祸中身亡。至此，李楠试图确信的意义的链条完全陷入断裂--她除了获知丈夫生前的一桩桩婚外情外，一无所获，因为他甚至没有机会跟任何一个女人共同经历代表着“最终的审判”的白光。

而筷子和刘佳一则代表着个体面对白光的“审判”时采取的另一类行动:自我救赎。筷子既不能无视白光所设定的逻辑的合理性，又不愿面对秦山(他所暗恋的发小)不爱自己的事实，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他以相当暴力的手段，为“秦山在白光中消失”这一事实赋予了一种自己的、带有强权色彩的解释。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筷子的行为是一种极端的偏执。影片亦通过不同的细节为他赋予了这样的形象设定(比如，他“收保护费”的暴力行为、用烟头烫女性的手，等等)，但站在《被》所设定的大的逻辑框架里，筷子的行为无疑具有一种“反抗命运”的悲情英雄色彩。至于刘佳一的故事，虽然在四条叙事线中最为单薄，但象征意义却最直白。在她的男朋友决定以殉情的方式表达对于白光的抵抗，并从高楼一跃而下、全身骨折住进医院后，刘佳一通过一段独白和一个吻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是我们选择命运，而不是命运审判我们，没有任何力量有资格为人的情感设定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部影片所要传达的文化态度。

对于武文学的“虚伪”和李楠的“做作”，以及筷子的“反抗”与刘佳一的“决绝”，观众显然会形成大致清晰的褒贬。但讽刺的是，在白光的“最后的审判”中觅得终极安宁的，却是武文学和李楠，而不是筷子和刘佳一。原因很简单:前者坦然接受了能指的漂浮无依，并让自己安于意义虚无的现状。对此，影片在细节上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处理。武文学的妻子在最后的长镜头中对丈夫说:“我和赵峰没有事。”武文学则回答:“我知道，我爱你。”话音刚落，他们便立刻回到了原本平庸而沉寂的生活中，一起炒菜、做饭，仿佛白光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而李楠在江边为丈夫做法事超度亡灵后，法师走上前来对她说:“你丈夫托我给你带个话，他最爱的人其实是你。”就在李楠终于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同样来自超现实力量的确信时，法师却立即问了一句:“做法事的钱是微信还是支付宝?”《被》或许在用这种方式表达:生活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自始至终都不过是漂浮的能指的随机组合，而那些能够于其中觅得安宁的人，也必须要放弃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这种世俗的“智慧”，是宁愿选择以最惨烈的方式乃至生命的代价去对抗“审判”的筷子和刘佳一绝然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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