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漂浮的能指:《被光抓走的人》中(3)

《被光抓走的人》 剧照

三、社会机制的意义建构

如果说《被》在个体行为层面，通过人为破坏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来制造行为逻辑上的张力，并藉此拷问人性的话，那么在社会机制层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影片对多种社会机制存在意义的确认和建构。影片通过这种方式，强调了完善的社会机制对人性的集体偏差的制衡作用。白光事件发生后，大量未被带走的人由于认定自己的感情生活不再有意义，而做出了很多极端的举动。比如，筷子在派出所偶遇的一位社科院的研究员，由于坚信自己与妻子没有被白光带走的原因是她不爱自己，遂在她“往炒鸡蛋里加了葱”之后，一怒将其掐死，然后从容来到派出所自首。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也出现了公然的打砸抢行为，一幅栩栩如生的末世场景俨然降临。但在整个过程中，作为社会稳压器的政府、学校和警察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了社会秩序的有效--这几乎让观众忘记了那些兢兢业业的警察其实也是被白光审判的“可怜人”。制度内的身份成为个体对抗白光“审判”的最有力的武器。

而《被》最值得称道之处，莫过于其对婚姻制度的探索和反思。武文学夫妇固然通过自我欺骗的方式维系了传统婚姻制度(实际上已并不存在)的文化意义，但以赵峰(黄觉饰)夫妇为代表的具有先锋思想(赵峰的身份是一名艺术家)的群体，却已经开始对婚姻制度可能具有的其他意义进行实验性探索。影片对于赵峰夫妇在市美术馆成立的讨论小组的处理十分隐晦，但显然这一情节已暗示了“后审判”时代婚姻制度走向另外一种方式的可能。赵峰的逻辑十分清晰:既然围绕着婚姻制度的原有的意义链条已经被破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建构新的链条，使其指向新的意义呢?

显然，在社会机制层面，《被》给出的答案是确信和开放性的。一方面，从人性本身和人类社会存续的需求出发，总的社会机制不能陷入意义虚无，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是解决人性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有效方法，只会进一步纵容人性中的暴虐因子，以更具破坏力的方式释放，进一步消弭能指被固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机制设计上，我们应该在坦然承认人性的种种弱点的前提下，保持更加开放和真诚的心态，遵循“审判”之后的人性发展的格局，勇敢为社会机制赋予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意义，以实现意义链条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武文学是守旧者，筷子是殉道者，而赵峰才是新世界的创造者。

简而言之，《被》通过在社会机制层面的“漂浮的能指”的设计，以及对能指的固定方案的想象，为白光所带来的“最后的审判”的隐喻赋予了完整的逻辑闭环。对于影片的创作者来说，让观众看到“后审判”时代的众生相固然很重要，但为这个新的时代的意义的锚定提供一种(哪怕是想象的)解决方案也很重要，因为好的电影不仅要让人体验“所指的滑落”所导致的幻灭感，更要让人感受意义的重建所带来的希望。

《被光抓走的人》 剧照

四、商业电影的先锋气象

如前文所述，《被》是一部有着先锋气象的商业电影。它意象鲜明、叙事成熟、人物立体，具有较高的完成度和可看性。但与此同时，它对人性和社会机制的挖掘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悲喜剧”的固定套路，实现了一种与这个时代的集体情感状态高度协调的精神震荡，从而建立起一套既独立于历史又与历史在认知和感官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逻辑体系。

具体而言，《被》的成功给同类型的商业电影带来两个有价值的启发。

第一，商业电影可以通过设定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如本片对“白光事件”的设计)，来为人性和社会机制的冲突营造话语空间，这将使影片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当下的历史逻辑的束缚，以更加自由的姿态探索能指和所指、符号和意义进行重组的可能性。一如RobertRosenstone所言:电影要取代真实的历史成为事实的舞台。 (4) 我们所熟悉的软科幻和架空历史，其实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而诞生的创作类型;侦探小说中的“孤岛模式”(代表性电影如《雪国列车》)在这方面也有可资借鉴之处。既然创作“漂浮的能指”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剥离历史感来昭示历史的不可或缺，那么电影艺术对新的社会意义体系的想象和建构也必然要建立在对原有的历史感的破坏之上。先破后立，符合辩证法，也符合大众的一般性认知规律。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