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散步 | 当代中国电影的文化批评(2)

我们同样可以按照刚才表述的这个结构方式来讨论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文化结构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叫做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这个词最早来自于80年代后期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化”。对于中国电影来说，80年代后期似乎是个转折点。比如，1986年朱大可以《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引发论战;1987年，是中国电影人有意识尝试“娱乐片”较多的一年，也是“第五代”作为一个创作群体走向分化的一年，这一年陈凯歌完成了《孩子王》，张艺谋完成了《红高粱》，结果《红高粱》柏林登顶，《孩子王》惜败戛纳;1988年出现了“王朔电影”。最早的主旋律电影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初期主旋律电影主要涉及两大题材，一个是宏大的政治历史叙事，比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开国大典》等等;还有一类是表现当代英雄，比如说《焦裕禄》、《孔繁森》等，这类片子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离开雷锋的日子》，它揭开了一段被尘封了很多年的“历史”，主旋律也由此扩展了它的内涵。

电影《红高粱》海报

主旋律电影在新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把很多类型片因素融入其中，以增强可看性;还有就是明星策略，比如《建国大业》启用了170多位明星，当然，从工业意义上看，这样的个案几乎很难被复制。

另外一个现象则比较值得忧虑了，就是主旋律电影的泛化，这里通常指的是由各级政府投资拍摄的电影，题材以当地的历史人物、风景名胜、英雄模范为主，它们普遍存在着主题先行、概念说教和制作粗糙的问题，很少有机会进入院线市场。

电影文化结构中的第二类，就是所谓的艺术电影。

世界艺术电影的堡垒是在欧洲。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两类电影一直是有缺失的。一类是纪录片，还有一类是先锋电影。直到80年代中期“第五代”的出现，我们有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电影思潮。“第五代”和“第六代”有一个共同的“走向世界”的通道，就是国际电影节。张艺谋是三大国际电影节获大奖第一人，继他的《红高粱》之后，柏林电影节似乎对中国电影宠爱有加，《晚钟》、《红粉》、《本命年》、《香魂女》、《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先后在此披金戴银。

“第五代”早期影片一开始在国内普遍票房惨淡。前面说了，1987年是分界线，以《孩子王》和《红高粱》在戛纳和柏林的不同遭际为标志，“第五代”艺术创新思潮走向终结，但是陈凯歌和张艺谋这两位导演的创作却一直贯穿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看，张艺谋是个“福将”，他拥有各种不同的身份，且都获得了“成功”。他的第一个身份是摄影师，《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老井》等名作都出自他之手;第二个身份是演员，因主演《老井》成为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另一部影片《古今大战秦俑情》则是当年的卖座片，此后并在自己执导的《有话好好说》中客串;第三个身份是导演，处女作便得了金熊，然后又以《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先后问鼎金狮;之后的身份是歌剧导演，以及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本世纪初，他迅速由国际电影节获奖“英雄”转身为票房“英雄”。2002年12月20日凌晨零点全球首映的《英雄》，当天晚上票房是2000多万，对于国产电影来说，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同时，《英雄》也开启了一个“国产大片”的“传统“，就是高票房与坏口碑的并置。直到《无极》的出现，人们突然发现他们错怪张艺谋了。这个思维很奇怪，不好就是不好，你不能因为看到更烂的就说它好了。

电影《英雄》海报

平心而论，《英雄》在今天来看依然是一部技术上制作精良的片子，那么，它的问题出在哪?出在结尾，就是秦王该不该杀，这个恐怕涉及历史观与电影观的问题。90年代以来有三位导演拍过“刺秦“的故事，一个是陈凯歌的《荆柯刺秦》，还有一个是周晓文的《秦颂》，第三部就是张艺谋的《英雄》。其实《英雄》本质上是一个武侠片，你看角色的设置，甄子丹演长空，张曼玉演飞雪，梁朝伟演长剑，李连杰演的刺客叫无名，这些名字通常应该出现在武侠小说当中，但唯一的，陈道明演的叫“秦王”，似乎与“历史”相关。在影片中，无名不杀秦王的理由有些牵强，就是关于“天下”，它多少有些说教，不是通过有机的叙事被呈现出来的，而是被“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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