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苗喻”与活化古典的生命教育(3)

二、《孟子》的第一次“苗喻”和古典之为古典的本源

孟子教育行动的对象有两种人：跟他从学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和当时各国的诸侯国君(梁惠王、滕文公等)。这一点从《孟子》七篇的标题即可见出。弟子不必说，但诸侯君主也是孟子的教育对象吗？梁惠王对孟子说“寡人愿安承教”(《孟子·梁惠王上》)，已经明示这一点。但是，对于君来说，孟子毕竟是臣，怎么还能是老师呢？孟子托病不朝齐王而答景子质问时，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希望君主首先以之为师，然后才肯为君主之臣。这在形式上并不难做到。事实上，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文公等君主确实都是师事孟子的，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孟子式古典教育在当时所遭遇的困难。“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齐宣王与尼采所描述的“不到一个小时就抓起一本时尚小说”的古典学生，有着共同的心性和相似的表现。《孟子》书中第一次出现“苗喻”的地方，就是孟子在对梁襄王进行教化对话的时候：“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希望通过禾苗生长的自然，帮时王找回自身本性的自然。但时王的真实自然如果已被泛滥无节的欲望所遮蔽，那么放任“自然”的结果只会使教育更加困难，乃至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所谓古典教育，本质上就是自然教育，或者用孟子式的语言说，是“求放心”或找回本性的教育。古典之为古典，并不在于和某个古代的关联，而在于和原初自然本性的关联。孟子对梁襄王讲的“苗喻”，用意正在于唤醒被教育者对于本自固有的原初本性的自觉。这种自觉一旦获得，我自固有的自然本性一旦在心中油然可见，学生就能品尝到古典的真实乐趣。如此，则时尚娱乐的浅薄将很难俘获他的心灵。不过，在梁襄王、齐宣王们的时代，高雅古典已经被误以为是仅仅属于古代的事物，放纵欲望、遮蔽本性的时髦文化已经让当时的诸侯王流连忘返。此时，对于心志不够高、耐心又不足的学生来说，古典学习或自觉本性的艰难很快就会被时尚乐趣的易得所填补。这是古典教育在学生方面遭遇的难题，自古及今没有什么变化，不管教育对象如何不同。

对于《孟子》中的第一个“苗喻”所针对的教育对象，即当时的君主来说，这个问题会加倍表现出来。因为君主获取享乐资源的丰富和便利加倍妨碍了他学习古典的可能性。当齐宣王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教育困境的典型表现。不过，孟子此时并没有拘泥于古典的形式规定，而是通过“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的问题，循循善诱地逐步引导齐王回到乐之为乐的本源，即“乐以和同”的本源。这个本源比先王之乐还要古老，比古典还要古典，因为它是古典之为古典的根据。但这个本源和根据却并不是在历史学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时间的意义上早于先王之乐，而是在规范性的意义上构成了先王制礼作乐的基础。所以，当孟子对齐王说“今之乐犹古之乐”的时候，他并不是否定了古典教育的必要性，而是深化了古典教育的内涵，通过追溯到规范性意义上的古典之本源而统摄了“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的形式对立，从而解决了古典教育面对“世俗之乐”时的难题。

孟子的这种教法对于现代社会的古典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今天一谈到古典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古典，即形式化的古典文本和知识，而不是规范性意义上的古典或古典之为古典的本质。徒有其表而远离本质的古典教育不但起不到古典教化的效果，而且会带来严重问题。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可以对拉丁经文倒背如流，但他根本就不相信经文的教导。背诵经文只是他向上爬的工具，犹如他一再借以爬上情人窗户的梯子[2]。黑塞《在轮下》里的汉斯学习古典知识非常卖力，宁愿放弃暑假的游戏也要加班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然而，这些古典作家的文本并没有进入他的生活和心灵。人们希望他学习古典的目的只是为了考试的成功和将来职业的体面。所以，当他日渐沉沦之时，直到最后灭亡，他所熟悉的古典竟然都未能给他一点安慰和激励，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情[3]。 试想，如果汉斯的古典老师从一开始就能采用孟子式的古典教学法，那么，在他最迷茫的时候，即使没有人帮助和开导，他也能从经典文本的阅读中找到无比深刻和强大的精神陪伴和支持。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qikandaodu/2021/0120/4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