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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苗喻”与活化古典的生命教育(5)

来源:当代电影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2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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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对象”,正如其德语对应词Gegenstand所示,就是把事物理解为站在对面、有待我去认识和处理的东西。在对象化的世界中,世界和万物都成为我的“

所谓“对象”,正如其德语对应词Gegenstand所示,就是把事物理解为站在对面、有待我去认识和处理的东西。在对象化的世界中,世界和万物都成为我的“资源”,不再是“民胞物与”的兄弟和朋友。于是,教育成为认识和处理事物及利用资源的技能训练,不再关乎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生命在天地之间和在人群之中与事物及他人共在(Mit-sein)③的成长。

《孟子》的第二次“苗喻”,即通过“揠苗助长”的寓言来讲养气的工夫,是克服对象化和物化教育的经典文本。“浩然之气”究竟是什么?怎么养?并不容易言说(“难言也”),因为它是在身心修养中慢慢生长出来的(“集义所生”),因而是与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息息相关的整体情态,不是某种可以外在获取的对象化之物(“非义袭而取之也”)。这就像禾苗的生长或学生成绩的提高,农夫或教师只能创造条件,让禾苗自己生长,让学生自己学习。无论多么经验丰富的老农也不能代替禾苗生长,无论多么优秀的教师也不能代替学生学习。本质上,一切教学的重心只能落脚在学上。教师的每一次教要想发挥作用,终究要落实到学生的学。学,而不是教,才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旨归。载录中国古典教育思想的基本篇章《论语·学而》《礼记·大学》《礼记·学记》,皆以学命名。《学而》开篇“学而时习之”在前,“人不知而不愠”在后。“学而时习之”是学,到“人不知而不愠”才涉及教。时下流行的所谓“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在孔子那里,本就是常态。

《孟子》的第二次“苗喻”是说给公孙丑听的。在与孟子对话的时候,公孙丑还是学生;但孟子与他对话的教学目的,却是希望他将来能做人们的教师。所以,如果说第一次说给梁襄王听的“苗喻”是针对古典教育困境中的学生一面,那么第二次“苗喻”便是针对教师一面的问题。这次与公孙丑的谈话涉及的人非常多,几乎是《孟子》书中单次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谈话。不过,涉及的人虽然多,却并不乱。因为这些人都是在“什么人值得学习”的问题意识中谈及的,或者说是在“何为教师典范”的语境中先后出场的。谈话的背景是公孙丑对管仲、晏婴的崇拜,话题从孟子与告子“不动心”的比较开始,中经北宫黝、孟施舍养勇的区别,以及曾子对子襄转述的孔子之勇,然后谈到“知言”和“浩然之气”,最后谈到宰我、子贡、有若、冉牛、闵子、颜渊、子夏、子游、子张、伯夷、伊尹等诸多贤哲,最后落脚到孔子。这一长串名单中的人,要么是教师,要么是将要成为教师的人。在这个名单中,有孟子心目中的师范孔子、曾子,也有他认为不足师法的管仲、晏婴,以及有害的教师类型告子。后两种教师类型可视为尼采所批评的“偏离了教化”的现代专家的古代原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古希腊,这类原型都有出现)。

管仲、晏婴是能臣,也是一代精神导师。他们辅佐和教导了时王,建立了不朽功业,也留下了著作,影响了后人。但在孟子看来,他们尚不足师法。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物化的霸道或富国强兵,而不是关乎生命整全教化的仁政王道。告子是当时有影响的智者,但他的教法在孟子看来甚至可能是好的生命教育的反面。告子的思路总是分析和割裂,这种模式后来在现代知识论和教育思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尼采所批评的教师类型,就是这样的“专业学者”。

告子式的“不动心”非常类似于现代科学的“价值中立”。与之相应的教育,自然就蜕变为一种价值无涉的技能培训。孟子的“不动心”则不但不是麻木不仁的无所关心,反倒恰恰来自一种充塞天地和身心的善感之气。所以,与之相应的教育自然就是一种生命教育。这便是为什么“苗喻”成为孟子借以说明教养方法的最佳譬喻。

以“苗喻”谈教养的关键在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如果所教所学之事关乎生命自身的成长,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可以对象化的事物,就好像一个人无法通过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心灵的作用总是在实际言行中呈现,逃避专题研究的对象化审视。一方面,如果丧失自我的觉知,一味追逐外物,也会导致本心的丧失。关心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这样。教师对学生关心,如果着眼的是其整全的生命情态,那么,对于分数和排名的重视就不会变成一种异化的“数字统治”。当然,另一方面,完全放弃教育责任的纵容,乃至于对学生的谄媚也并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素质教育。

一个真正的教师对于其所教育之事,对于自己身心修养的提高,以及对于学生成长的生命关怀,既要念兹在兹,无一息忘怀,又要从容以待,待其自然生长,无一刻急迫强求,这便是“勿忘勿助长”的中庸之道。孟子以“苗喻”来阐明的古典教育思想,其关键要害便在于此。为什么孟子在这次对话的最后谈到伯夷、伊尹和孔子的比较,用意亦在于斯。与伯夷之退、伊尹之进相比,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因时势变易而调整自己教化世人的方法,可谓“时中”之圣人。恰恰是这种“与时偕行”的智慧,而不是任何固定的文本或教条,才是中国古典智慧和古典教育思想的深层核心。当前的古典教育如果能突破形式的束缚,深入古典思想日新其德的本源,或许有可能成为当代教育实践中最前沿的部分。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qikandaodu/2021/0120/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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