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探索，解读当代画家杜觉民绘画艺术(2)

2006年（丙戌），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画家正忙于博士毕业创作和论文，日日与徐渭神交，用水墨大写意画了一幅《徐文长造像》。徐渭一生可圈可点、可记可画之事甚多，画家偏偏选择了他在狱中著书的场景，为了突出人物的痛苦与落魄，还特意把木枷锁与铁链画在前景突出位置。历史上的徐渭身陷囹圄期间得到过朋友与官府的许多关照，这个场景反映的其实是画家自己彼时彼地的困境感：近则是毕业创作与论文的压力，远则是站在人生中间点上，那种四顾空茫的虚无感和无力感。然而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对立变成面对，质疑变成解说与消解。正如画上几块涨墨之间的留白形成了高高的小窗泄露了天光。眼前没有门，顶上却有窗，人生境界之高远，不是因为盯着自己的脚下的影子。画家把对自己苦难的咀嚼，化成了对普通民众乃至底层贫民更为宽厚而强烈的人文关怀。

许多有良知的画家都把关注的目光和包含同情的画笔指向底层民众，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大量地画进城务工的苦力和街头的贩夫走卒。大量的作品都是写生稿，可以想象身背画夹的画家无数次混迹于市井和工棚。他们并不仅仅用脸上的皱纹和破旧的衣衫为画家提供线条与形式的种种可能，他熟悉他们的生存状况，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情他们的艰难困苦。他们在有些人的眼中卑贱如蝼蚁，但在他的眼中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赞美甚至崇拜的对象。因了纸上涨墨的效果，街头拉二胡的瞎子，有如一尊光芒四射的佛像，推着自行车、穿着棉袄戴着皮帽的工人（像一个矿工），深邃的眼神和头部的光芒使他看我来就像耶稣。虽说禅宗早就主张“遍界是佛身”，但真能看到这个境界，正说明观察者心中有佛。正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严重时刻》所吟：“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地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的在世上死，望着我。”画家与诗人心有戚戚焉，在一幅大头像上抄录了这首诗。作为人文学者的画家，未必执着于一种人文宗教，未必要当仪轨上的教徒，却必得是哲学上的信众，必得以宗教的大悲悯释怀于自己的苦难，却迎面走向他人的苦难。

杜觉民的博士论文题为《隐逸与超越》，在我看来，使用“隐逸”这个词多少带有避重就轻的意图。“逸”的本意就是逃避，在乱世中是偷生逃命，在正常社会中则是避免与现有秩序和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以一种不合作的姿态表达微弱的抗争。他所崇拜的三位古代画家——倪瓒、徐渭、八大山人——都被称为逸品大师，其中徐渭生于大明盛世却性格变异，他与社会的冲突显得不可理喻；倪、朱二位都有幸或不幸地遭逢改朝换代的大变局，如果没有这种大变局，很可能都以富贵闲人了此一生。其实，摆在杜觉民和他这一代画家面前的命题是：如果一个画家不疯不狂，又生当太平盛世，他如何走向伟大？

杜觉民曾说：“隐逸行为下所产生的枯笔残墨与我们这个偏重物质享乐的时代已格格不入。”其实，当下很多文化人行走的是一条太平盛世的逸品之路：学国学，收古董，喝茶品香，拜佛参禅，衣则中式复古，食则私家小厨，住则梨花院落，行则自驾旅游，波西米亚精神变为布尔乔亚趣味，在享乐主义基础上展开了精神消费显得那么宁静、优雅，所需做的就是顺应和利用社会的正能量，既要与众不同，又会绝对安全。

生活在现代都市里，杜觉民并不与这一切绝缘，但他保持着警惕的意识。文明社会永远会存在不平等和不公正，存在痛苦与困扰。在较为富足的社会，穷人极寒而死的现象减少了，但人与人在经济上和地位上的巨大差异会变得更加刺目，人们对公正的渴求变得更加强烈。同时物质上的自由与精神上的相对不自由也构成了更为尖锐的对立。对待这些“消极现象”甚或宿命困境的态度，决定了思想者的路向与境界，表达它们的方式与力度，决定了艺术家的风格与层次。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资源虽然不少，但远不如西方文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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